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 ──钱中文教授访谈录

钱中文，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肄业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著有《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论》等。

孙：钱先生，您好。我曾听过您的题为《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的演讲，深受教益。您在演讲中提出“新理性精神”包括“现代性、交往对话精神和新的人文精神”三个方面，体现了您对文学深刻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今天，我受《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之托，对您进行一次专访，希望您对语文教学发表高见。首先，我想问的是，您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代大家，您对文学的兴趣是何时培养起来的呢？

钱：我六七岁时念私塾，就是死背，也不懂。私塾学的东西，中学以后还有接触，觉得不错。到年纪大了，还是能背。现在的年轻人爱看武侠小说，我也读了两年半的武侠小说，但读到初二就不愿读了。因为老师给我们读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培养我们的审美能力，使我发现了更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我记得那时老师不满足于课本上的讲义，还自刻蜡版，给我们读沈从文的《常德的船》、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以及茅盾的一些散文随笔。这样就使我从《七侠五义》、《江湖七侠传》之类的武侠小说中脱离出来，对现代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些作品中我领悟到了好文学要写身边事，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虚构中的真实，而武侠小说则是虚构中的虚妄。

孙：也就是说，老师在您走向文学研究之路上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和引导作用。您对所接受的中学语文教育还有哪些印象呢？

钱：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是在四十年代下半期结束的。那时候的课本有文言也有白话，都要背；有记叙文、议论文，印象深的是游记之类作品，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短小隽永；还有苏轼的散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当时的语文教育，主要还是五四后的新文学，如《一件小事》、《在酒楼上》等。老师很好，启发我走向新思想，教导我们要同情老百性、同情小人物、同情被损害的人。乡土文学也很吸引人，如王鲁彦，专门写乡村。我是乡下孩子，看了很熟悉，培养了一个少年要与老百姓接近，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些最朴素的情感。古文里也有，像孟尝君，对地位卑微的人也宽容、尊重，给他们平等的待遇。这些都是人文精神。

孙：听您举了这么多例子，我们对人文精神的内涵已经有了感性的认识。您能否进一步对其抽象概括呢？

钱：人文精神就是要有血性和良心，要有同情和怜悯，要培养真挚的充满人性的品格。不做那些不成熟的事，对得起自己和别人。这些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碰到一些事，你不一定会同情怜悯别人，而且可能还会做出损害别人的事。

孙：看来您对人文精神的最初认识也是从中学语文教育中获得的。近10年来关于文学的人文精神的话题被经常提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某种缺失。您认为中学语文教育在这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呢？

钱：首先要加强文选。选择的文章应侧重人文精神，并对学生加以引导。通过语文教学，教博导新观察给学生初级的审美体验以培养同情、怜悯、血性和良心。文章有两种：一是知识型的，教会你表达；另一种就包含了审美的感情，以高尚的情操影响人的一生，中学语文在这方面要加强。单纯的描写，如游记也需要；但更应注重那种可以培养人文精神的选文，使学生既学会知识，又陶冶情操。第二个方面是老师要善于引导。在学生面前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不要课上一套，课下一套；要教给学生审美体验，何为美，何为高尚，老师自己首先要有审美体验；要善于把好的审美因素分析出来，将其传播给学生，教会学生发现美。在目前的思想界，这方面削弱了，功利性较多，为人处事完全陷入实用，老师自己首先要避免这些消极影响。另外，还要注意启发，让学生扩大阅读，超越课堂。老师要在其中作些指导，看哪些书，哪些书不一定看，注意有所取舍，也要注意古今中外的广泛涉猎。

孙：您在第二点中谈到了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说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审美能力的提高存在必然联系呢？

钱：的确是这样的。中学语文教育要培养学生初级的做人道理，教会他们何谓做人的价值，慢慢体验到做人的意义。但是教育的方式不是政治课上纯粹的思想品德的说教，而是要通过文章的阅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做人的准则。如何了解人的意义、精神、价值呢？只讲技术是片面的，还是要通过审美的方式。我想这也正是语文教育的魅力所在吧。

孙：您说到这里倒是让我想起了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语文、英语这些语言的学习只是为了掌握与人交流的工具。对此观点您怎么看呢？

钱：语文既要作为工具教会学生表达思想，又要在审美中培养其人文精神。我们就是要教会学生用语文这个工具去表达真挚的感情，表现高尚的情操。脱离审美讲应用是生硬的。

孙：看来语文教学中的工具应用型目标与审美能力的培养是并行不悖的。就您认为，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模式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能力的培养、现代人文精神的塑造还有哪些距离呢？

钱：我不很清楚现在的情况。但以前是选择较为单调的、歌颂性、理性的文章。这些格调只能培养学生粗浅的掌握文字的能力，对于情操培养作用有限，容易使之单一化，可能引起反感。课文应是多样化的，这样学生才有兴趣，有了兴趣，才能深入；没有兴趣，就不能使学生深入地掌握工具。至于应侧重于何处，过去强调教育人，但是太单一，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个性。如果说当前的语文教育与上述要求有何距离的话，可能就是在工具应用上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驾驭文字的能力，在培养情操方面缺乏个性、情感单调。距离可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

孙：要缩小这些距离，对我们的语文教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吗？

钱：对。老师要既做好人，又做好学问。“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正体现了二者的统一。老师无论在为人上还是在学问上都要成为学生的表率。而且，老师与学生要平等，不要训斥；要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孩子，要尊重他；即使不对，也要想办法加以启发。要在教育中实现师生之间的对话，不要一味灌输。

孙：您谈到对话，又使我想起了您在演讲中提到的“新理性精神”的一个方面“交往对话精神”。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学中实现师生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哪些地方呢？

钱：我在“新理性精神”中提出“交往对话精神”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反思。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只有话语霸权，只有批判；没有自立意识，没有学理。思维方式停留在非此即彼、有我无你的状态，把对话对象不是放在平等的对话基础上。但交往对象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你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你。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适合于学理探讨，不能将学问增殖，所以我们应提倡兼容并包的精神。这是我对文学研究工作提出的一套思路，反映在审美引导上，道理是一样的。对于一篇文学作品，老师有他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学生也有。这些审美感受由于师生年龄、心理、阅历、知识结构的不同肯定存在着差异。老师对这些差异应该持包容的态度。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是幼稚的、偏激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如果有些想法的确不着边际，老师可以适时地加以引导，给学生讲明为什么不好；如果想法有新意有创造性，老师应给予鼓励和赞许。我不太清楚现在的情况，但我记得我女儿上中学时接受的语文教育是比较死板的，老师备课照搬教学参考书，评卷只认标准答案，扼杀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应该给予学生适当的空间发挥，这对老师其实也会产生一定的启发作用。这就是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

孙：您的谈话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