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贵妃捧砚”

◎胡西奎近日，笔者翻阅2013年《咬文嚼字》合订本，看到第10期刊有《杨贵妃何曾为李白磨墨》一文，对文中观点，不敢苟同。文中说，2013年4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所刊易中天《文人真面目》一文中，“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一句中的“杨贵妃磨墨”于史有误，磨墨者应为杨国忠。文章以冯梦龙《警世通言》书中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文为其说张本，并阐述道：“杨贵妃不可能去为李白磨墨。唐玄宗那么宠爱她，‘三千宠爱在一身’，在李白面前，杨贵妃是‘君’，李白是‘臣’，哪有‘君’为‘臣’捧砚磨墨的道理呢？”查阅《警世通言》，书中确有“乞玉音吩咐杨国忠与臣捧砚磨墨，高力士与臣脱靴结袜”的记述，但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呢？众所周知，《警世通言》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编小说集“三言”中的一部，“小说家之言，多虚妄之言”，自是不足信也。就连对于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小说《三国演义》，清代学者章学诚还说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更不用说《警世通言》这种纯文学性的小说，其真实性、可信度当更为不足。那么“贵妃捧砚”之说，古典文献中究竟有无记载呢？查阅资料得知，其说不仅有，而且典出不止一处。杨贵妃捧砚之说始于宋代，刘斧《青琐高议》载：“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

元代的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记载：“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辛文房和刘斧的记载颇为相似，记的都是有关李白“骑驴过华阴”的故事。明代屠隆在《采毫记》中也写道：“仍着高力士与他脱靴。贵妃捧砚，以助供奉吟兴。”只是到了比之稍晚的冯梦龙的小说中，才将“贵妃捧砚”的故事，演绎成“杨国忠捧砚磨墨”，以圆“君”不能为“臣”捧砚磨墨之说。赘述了如此众多关于“贵妃捧砚”的记载，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就是历史真实呢？笔者稽之信史《新唐书》《旧唐书》，均无一言片语之记载。可见，“贵妃捧砚”也是杂史家、小说家为刻画李白狂放不羁之形象，而杜撰臆造出的，也不可信。其实，后人杜撰的“捧砚磨墨”的精彩故事，在历史上并非无影迹可寻。唐代孟棨（qǐ）《本事诗》中记载过一件关于李白的轶事。其言曰：“玄宗尝因宫人行乐，命高力士召李白吟咏其事……白领命，请玄宗赐其无畏。上许可，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这里讲得十分明白，为李白“研墨濡笔”的是“二内臣”。显然，这里的“内臣”是指在宫内侍奉皇帝的宦官，不是杨国忠，更不可能是杨贵妃。后世的文学家为了文学创作之需要，将其演绎成了“杨贵妃捧砚”或“杨国忠捧砚”。不管是“贵妃捧砚”还是“国忠捧砚”，都不符合历史真实。街谈巷议讲讲故事无妨，但严肃的学者谈严肃的历史，最好不用这些材料。如果有人用了，用前者纠正后者或用后者纠正前者，都没纠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