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情

刘福祥

梁启超十七岁那年参加广州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当时主持会试的主座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李端妹李惠仙与梁启超订了婚。

李惠仙是京兆公李朝仪的女儿，正所谓大家闺秀。梁启超次年京师会试落第，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但李惠仙甘愿下嫁穷书生，在北京完婚，几个月后便随梁启超回到了熊子乡。当时梁家生活贫寒，结婚的新房还是从同族人临时借的，但这位出身高贵的新夫人毫无怨言，操持家务，敬养老人，与梁启超相敬如宾，感情非常融洽。

１８９８年６月，光绪下诏变法，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不到百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梁启超和康有为逃往日本。李惠仙扶老携幼避居澳门。梁启超在日本，读书写作十分繁忙，但一封封家书不断，与同经忧患的妻子对话，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他还将一张身穿和服的照片寄给妻子，信中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次年年底，梁启超把家眷接到日本，随后便应康有为之召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当时他才二十八岁，却已是驰名世界的维新人物和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到檀岛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一位何姓华侨举行的宴会上，梁启超即席演讲，因激请了美国不少知名人士，便由这位华侨的女儿何惠珍担任翻译。讲演者慷慨激昂，翻译者流利准确，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何小姐正当妙龄，风度翩翩，慨然有丈夫气。她非常钦佩梁启超的才华，席散后便表示了纯真的爱慕之情：“我万分敬爱先生，但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等到来生。但望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了。”

梁启超惘然不知所措，很快便到外部讲演去了。由于缺少翻译，常给活动带来很大困难，不由得便想起何惠珍来。这时清政府以十万两银子捉拿梁启超，当地一家英文报纸也对他进行攻击，梁启超虽然长于论战，不会英文有话难言。但这时，忽有数篇同一署名文章起而驳之，梁启超不知作者何人。待回到檀岛后才知是何小姐所为，心里不由得暗暗敬佩。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他与何小姐结合，认为这样梁既有了翻译，还有了英文老师。梁启超说我对何小姐为人非常钦佩，有机会要面致谢意。但我与谭嗣同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一夫一妻世界会，违背这个道义对不起死去的先烈。况且我流亡在外，头颅即值十万，随时有生命危险，一个结发妻子尚且离多合少，哪能再连累人家。不久何惠珍的老师又宴请梁启超。席间何小姐尽情畅谈，从中国的女学，说到妇女解放，从儿童的智力，谈到造切音新字的想法，滔滔不绝几乎使梁启超难以应付。他完全忘记了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位年轻女子。

晚上回到寓所，梁启超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他是一个心地坦诚的人，便提笔给在日本的妻子写信。信上谈了与何小姐相识的经过后说：“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长，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梁夫人收到信后，便想禀告公公成就此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三妻六妾者比比皆是。但梁启超以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将小像赠与何小姐，表示自己女儿长大条件允许，一定让她来教导。何惠珍回赠一把亲手织成的小扇，作为深情的留念。梁启超舍不得用，寄回家去请夫人代为珍藏，同时在信中表示，我靠惠仙的帮助学会了官话，在全国讲演，也很想得惠珍的帮助，驰骋于世界，但理智、人情、现实的条件都万万不能。为什么呢？以后梁启超有《纪事诗二十四首》，记录了生命海洋里掀起的这次独有的浪花，这样写道：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

感情上的创伤未尝不含有痛苦，但与民族存亡，国家危难相比，毕竟是小事，所以最后跃然纸上的已是忧国忧民之情！

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大地入蒿莱；何心更做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生活里，李惠仙治理家务，井井有条，使梁启超以全部精力投注治学著述，取得丰硕的成果。１９２４年９月夫人逝世，他悲痛万分，涕泪纵横，步行好几里从回回营到宣武门外回灵。不久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了夫人逝世后的心情：“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也嗒然气尽了。”

为纪念他的夫人，梁启超做了一篇饱含悲痛之情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我有疑事，君摧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喑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