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文高考变革看课外阅读的趋势

高考试卷的变革与课外阅读位置的提升

语文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数理化之处，在于其结构不是逻辑性、阶梯性的递增，而是潜移默化、循环滚动的，有如水中养鱼，积以时日，方见成效；不仅仅以课堂与课本为限，而是课外阅读和课堂的结合。

这几年中学教学改革的声势造得很大，接二连三的举措，矛头所向都是长期遭到垢病的、把学生当成考试机器的应试教育，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改革确实颇有成效。在中学语文课堂上，满堂灌的颓风，可以说扫除一空，师生对话的风气已经形成；最为顽固的高考语文试卷也都有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素质教育理念长驱直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而不是知识灌输的容器的核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教育领域里，新的历史景观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

但是，学生素质真正的提高是系统的改革的结果，一两项改革的进展是比较有限的，距离素质教育的真正落实，还有不小的距离。就语文教学来说，其特殊规律还不能说已经达到高度自觉的把握。比如，它与自然科学课程最根本的不同就不够明确。本来，明摆着的事实是，语文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数理化之处，其一，其结构不是逻辑性、阶梯性的递增，而是潜移默化、循环滚动的，有如水中养鱼，积以时日，方见成效；其二，不仅仅以课堂与课本为限，而是课外阅读和课堂的结合。从语感、尤其是书面语感的养成来说，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可能超越课堂阅读。光凭课堂，学生的作文和口头表达的水准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从一个词语到一个文本，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逻辑理念的简洁明确为特点，而是以多元的语境体悟为基础，这种体悟，常常是非逻辑的，但又是最为丰富、最为生动的。多维语境决定了语文是素质化的，拘泥于课堂阅读的单纯性和有限性，就成了语文素养提高的障碍。课外阅读的优越性，首先就表现在它的量上，只有大量的阅读，才能保证多维语境语感的潜移默化。其次，全方位的语感的储存，在现场语境的应对中，是一种猝然遇合，不仅仅靠量的堆积，而是依仗某种心领神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难以量化甚至是不可量化的，因而与现行的评估体系，主要是书面笔试的量化形式是矛盾的。

教育部“课外阅读书目”的缺失

书目明显集中在文学名著方面，片面地集中在情感审美，忽略了理性的分析能力、睿智和理趣。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改革，还没有真正到位。诚然，加强课外阅读，是有识者共同的愿望。国家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有“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要求一到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还特别点出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和《朝花夕拾》。长篇文学名著则有《西游记》、《水浒》、老舍《骆驼祥子》、笛福《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名人传》、高尔基《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于当代文学作品，则建议教师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近年各类中外优秀作品中选择推荐；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这个书目还扩大到《论语》、《孟子》、《庄子》、《三国演义》、《红楼梦》、《围城》、《家》、《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匹克威克外传》、《复活》、《老人与海》等经典名著。

标准的制定者可谓用心良苦，书目网罗古今中外，全面照顾到他们知识结构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个书目明显集中在文学名著方面。而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其人文素质，文学的审美情感，独特的情趣熏陶，只是其中一个片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应该是理性的分析能力，睿智和理趣。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全面发展。问题在于，情趣的张扬和理性的分析，是有矛盾的。忽略了矛盾，必然是审美情趣淹没一切。“建议”中对于这个方面，当然并未完全忽略，但只是说：“科普科幻读物和政治、历史、文化各类读物可由语文教师和各有关学科教师商议推荐。”把这么多方面笼统地集合在一起，很难不给人以虚晃一枪的感觉。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家传记、历史科学的经典被忽略。连《达尔文自传》《居里夫人传》《万历十五年》，这样影响巨大而又通俗的著作都没有进入视野。

这种忽略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初我们引进西方学校制的最初阶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在这方面薄弱到惊人的程度。一些本该普及的自然科学史常识，理性思维的经典案例，长期以误传误。在学界出现文学、文化史上的硬伤，会引起讥嘲，可是自然科学史的硬伤，在课本中、在学者的作品中，却是见误不误，误乃不误。比如，牛顿因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引力；又如，瓦特因为见水壶冲激壶盖，而悟出蒸汽机原理，在中学生作文中，在大学生的辩论中，往往是经典的论据，但是实际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史上，早已被认定是不可靠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证明物体的重量与自由落体加速度无关的佚事，在我们这里，已经弄到众口铄金的程度。

首先弄错的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维安尼，他在《伽利略传》中提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证实了所有物体均同时下落。但史家考证，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因为伽利略本人从未提起过。但是，此前类似的实验已经有人做过。158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以两个重量为一比十的铅球，使之从高30英尺的高度下落，二者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围观者清晰地听到两个铅球撞击木板的声音。伽利略后来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这种实验由于空气阻力不太准确。而且真做起来，结果不一定对伽利略有利。事实是，一个亚里斯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真的于1612年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实验，结果表明，相同两个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中对此有所辩护。意思是，重量一比十的两个物体下落时，距离相差很小，可是亚里斯多德却说差十倍。为什么无视亚里斯多德这么大的失误，却盯住我小小的误差不放？伽利略的这个实验，显然没有成功，但伽利略凭什么创造了自由的落体等速的学说呢？他主要是靠演绎推理，这种特殊推理叫做“思想实验”：他先假定，亚里斯多德是对的。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金属球连系在一起，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原理，重球由于受到轻球下落速度慢的拖累，速度因而减慢。故二者相连比单个球下落要慢。但，同样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同样的原理，两个球连系在一起，则意味着变成了一个球，这个球的重量，比原来的任何一个球都要重。则其下落的速度应该比原来任何一个球都要快。由于这两个结论互相矛盾，因而其前提不能成立。

课外阅读长期陷于偏颇甚至落空的原因

曾经有一段时间，课外经典阅读，与升学考试的评估，在默默地抗衡。

课外阅读，长期之所以陷于偏颇，可能要归咎于课本的编者、课程标准的制定者，大都是中文系出身，其学养，对中文专业也许是足够了，但是对于中学人文教育来说是不够的，这就造成了素质教育片面地集中在情感审美方面。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课外阅读书目中，竟没有一本经济学方面的通俗权威著作。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反映当代经济学成就的普及性的文章，也宣告阙如。就连《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谈话》这样的著作都不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要知道，在俄国中学，文学课程和语言学课程是并列的，而在德国中学，文学课程和哲学课程是并列的，也许有人要说，这也许是我们的特点。但是，我们的传统恰恰是文史哲不分家。

虽然这样的书目有所不足，但是，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有书目，毕竟比没有书目是一种进步，一个前进的台阶。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就是这样并不全面的阅读要求，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竟然基本落空。高考竞争形势的恶化，高考试卷偏狭到与这个书目毫无关系，就会使得书目变成一纸空文。现实的情况是，不要说学生，就是语文教师，也有很大一部分尚未完全涉猎，甚至也不想在最短期间弥补。阅读这一类的经典，是看“闲书”，在许多家长和教师看来，天经地义。

事情明摆着，课外经典阅读，与升学考试的评估，在默默地抗衡。

警惕课外阅读陷入另一种应试

现在课外阅读与升学考试挂钩，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一个可操作办法，但是，应试迅速使阅读发生某种“异化”。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后，福建省于2007年，对高考(和初考)语文试卷的题型作出调整，将《课程标准》推荐的经典名著列入考试范围，分值为二十分。此项改革的宣示，仅在考试前半年，当然引起一阵惊慌，但很快得到理解。课外阅读与升学考试挂钩，这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一个可操作办法。高考指挥棒，这只看得见的手，灵验无比，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阅读经典的热潮迅速掀起，长期积压的经典名著一销而空。这才是第一年，估计积以时日，到明年、后年，当有更大的改观。

但是，从根本上说，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早些时候，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就说过：“中学语文课本来应该是能养成阅读兴趣的，人文的、感性的、审美的内容，都会在个性化的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如果只是瞄准高考，纯粹是应试的技能性的培训，甚至连课外阅读也全都纳入考试的目标，那就容易扼杀了兴趣。”“应付考试的带‘匠气’的书读多了，还可能会坏了口味”。事实也正是如此，应试迅速使阅读发生某种“异化”，最为明显的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福建就出现了好几种的《文学名著阅读指要》，完全按应试的模式，将名著转化为题型，分别以“情节”“主题”“人物”“艺术”“问答”“精彩”(片断)设置题型，而且附有答案。十部经典名著，篇幅浩瀚的数百万字，瞬间变成十多万字的小本子，应考的捷径尽在其中。商业化和应试合谋，效率如此之高，相形之下，改革显得非常脆弱，时时有异化之危险。也许，这一切令人伤感，但是，这又是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在中国，任何教学改革都不可能是理想化的，最大的不理想，就是高考的恢恢天网。也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温儒敏教授提出：“最好还是要兼顾，除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力在更加个性化的相对宽松自由的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他提出，“还是不能只为考试而读书，暑假阅读应当自由一些，为自己松松‘绑’”。

应试与素质也可互相渗透

应试和素质的矛盾不是绝对的，存在着融合的可能。首先，其智性的理解力和审美的感受力可大大提升。

这说法当然不够理想，不够过瘾，但，不得不承认，第一，“应试教育还不可能完全取消”，第二，“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应试和素质的矛盾不是绝对的，存在着妥协的可能。这是现实的规律所在。无视规律，就可能变成欺人的空谈。实际上，应试和素质也有互相渗透的一面，应试的能力，本身不也就是能力吗？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是一种素质，包括心理素质和随机应变和灵活应用的素质。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个素质，是低层次的，与创造性的素质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低层次的素质转化为高层次的。应该扪心自问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多少呢？在培养青少年超越高考，发挥潜在能量，向高层次方面发展，我们拿出了多少东西呢？责备是容易的，实践则难得多。

难在哪里呢？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以外，还有一难，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经典名著都有天然的吸引力。相反，今天孩子对古典文化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陈旧的意识形态有时也成为感悟的障碍。如《西游记》中的佛家“心猿意马”的观念和神怪妖魔的纷繁和重复，《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忠”和“义”的王朝正统的僵化准则，还有，人物出场时用作静态描写的、繁复的赋体语言，都是阅读的累赘。这些都是云雾，不拨开就不能解放潜在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只有审美解读达到有效深刻的程度，才能让青少年产生强烈的兴趣，使之陶醉。这样的工作，对于学者来说，无疑带有草根性质，往往被视为“小儿科”，但是，我们的前辈已经做过了开拓性的工作。建国前，开明书店出过一套“洁本”经典长篇小说。茅盾改写《红楼梦》，周振甫改写《三国演义》，宋云彬改写《水浒传》，并没有产生杀鸡焉用牛刀之感。当然，建国以后，也有些学者深入到这个领域，对于经典文本进行微观解读。但是，直到现今为止，说得苛刻一点，有效解读凤毛麟角，大量美其名曰“赏析”的文章，大多属于无效解读，其立论基础往往局限于机械反映和狭隘社会功利，哲学方法上又不脱形而上学的形象与表现对象之间的统一。虚张声势，一味赞叹者有之，重复叙述加作家生平者有之，以文本外的知识性的介绍为能事，思维平面滑行者比比皆是，解读变成了爬行式的综述和赞叹，而不是揭示原典中艺术奥秘。有权威学者，在解释“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什么精彩时，竟然说，因为“比喻十分巧妙”，这不是忽悠人吗？甚至还断言其“歌颂了创造性劳动”。解读《小石潭记》的学者在柳宗元笔下的池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居然完全无视“似与游人相乐”却看出了“人不如鱼”的情致。学者的学养和理念，不但无助于释放作品中的审美感染力，以观念硬套形象，其结果是，理论与阅读初始的审美体验为敌。这是因为，理论比之形象，免不了是狭隘的，而形象的感性则是丰富的，理论与审美为敌的倾向之所以难避免，因为不断翻新的理论往往有一种虚幻的权威感。就是睿智如鲁迅，有时也难免有失。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味强调诸葛亮的多智，其结果却是“近妖”这就把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强加于古典英雄传奇了。其实，《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伟大成就，既不能简单从当代气象科学来衡量，也不能作一种心理现象孤立起来看，应该从人物之间情感的相互错位来看。诸葛亮的多智，孤立起来看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看出了他是被他的战友周瑜逼出来的，才有艺术的感染力。从实用价值来看，诸葛亮越是多智，对作为统帅的周瑜的事业就越是有利，但是，周瑜作为一个人，却妒忌他身边智慧超过他的人。周瑜与诸葛亮议事，表面上是针对曹操的，实际上，是刁难诸葛亮。所以其艺术感染力的奥秘在于：诸葛亮的多智和周瑜的多妒的因果关系。

说不尽的《三国演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水准。如果一味追随权威，是不可能把学生提升到高层次上去的。

再以武松打虎为例。连夏曾佑都发出过疑问，老虎是猫科，脊椎骨特别长，武松用拳头打虎，那虎的后腿会捣乱。这个方法不可信。(夏曾佑：《小说原理》：《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4页。)一般的解读，也只限于泛泛宣称武松是英雄，有超人的神勇的力量。和读者的原初的审美感受相比，这样的说法反而显得贫乏，这就属于无效解读。真正有效的解读，最起码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试想，老虎后面那两个脚垂死挣扎捣乱，武松别无选择，只能把另外一只手也按下去。一只手按头，一只手按屁股，其结果当然是僵持，僵持下去，对武松是极其危险的。但是，读者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一点上，因为艺术都是假定的，这和读者不关注诸葛亮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是一个道理。读者完全被另一个方面感染了。

武松是神勇的，体力是超人的。这个人物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是平常人，是个“好汉”。但即使是宣称就是有老虎也不怕的好汉，看到老虎也先是出了一身冷汗，后是，再看到老虎就悲观绝望。这就是说，武松在体力胆魄上是超人的，但是，心理上又是凡人的。这就是水浒传时代人们对英雄的想像。这个片段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打老虎的能耐，而是因为他在打虎时透露出来的英雄和凡人的矛盾。

文本解读的任务，不是重复读者凭直觉就可以感知的东西，而揭示读者感知以外的奥秘。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对青年学生就可能提升其智性的理解力和审美的感受力。如果一味重复显而易见的东西，不但没有吸引力，相反，徒然使他们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