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出版并序

编者按：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的新著《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近日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温儒敏近年参与人教社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执行主编），还担任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该书汇集了作者近年有关中学语文课改以及大学语文教学等方面的论文，其中许多论及学界与教育界的热点问题。这里刊出温儒敏为该书所作的自序。

这个集子题为《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内容大致包括了这几年学术上我所关心的两个新的领域。

书中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和大学语文教学的讨论。

我的专业主要是现当代文学，以往的研究基本不出这个圈子，最近对语文课改和大学语文问题有较多的关心，是工作上的需要，同时也因为观念的更新。我觉得所有大学中文系，包括象北大这样的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都应当适当关注中学语文课程改革，这是我们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过去的大学中文系和中学语文教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许多著名的前辈学者，如朱自清、王力、吕叔湘、朱德熙、魏建功，等等，他们都曾涉足中学语文，为中学编教材，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至于大学语文，本来就是中文系的基础课程，在老北大、老清华等校，名教授讲授“大一国文”是常见的事。但是现在的大学教授似乎很少能有这份“心思”了。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学者都抱着一块做文章，加上高校的学术生产体制也日益鼓励偏向所谓“研究型”，连师范大学都纷纷往“研究型”靠拢了，哪里还有精力放在中学或者大学的语文教学研究上？现今社会上对于中学教育包括高考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关注，许多课题需要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可是，这些课题在许多大学中文系恐怕没有位置，甚至可能被看作是缺少“学术含量”的“小儿科”。据说在一些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中学有关的学科（比如“教学论”）是被边缘化了的。而在一些高校，教大学语文的老师大都出于无奈，因为这样的课程对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来说几乎就是“无用功”，很少有教授会亲自出马为低年级学生讲大学语文。这些现象都是很不正常的，是我们这个学科脱离实际的病象之一。

语文教育是各个层次教学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社会转型与时代的需求，中小学语文教学正围绕新的课程标准推行变革，特别是语文高考内容方式的改革正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大学语文和成人教育语文的改革也势在必行。而作为语文教育“制高点”的大学中文系，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这种改革的现状熟视无睹。其实，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而学术研究的功能之一，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我们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是否应当关注中学与大学的语文教学？中文系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方面，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也就出于这种思考，为中文系的学科发展拓展空间，2004年我主持成立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随后做了三件事：一是组织北大教授参与“新课标”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工作（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二是推动在全国课题招标，组织关于语文教育的十多个专题调查研究；三是由我主持编写新型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引发关于大学语文改革的相关讨论。这些工作不见得有多大成就，再说我们毕竟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也就是敲敲边鼓吧，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其意义在于“参与”。收在这个集子的第一部分的十多篇文章，有的是关于“新课标”和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有的是教材编写的心得，有的是对大学语文改革的设想，就大都和这种 “参与”有关。

中学语文改革的争论太多，谁都在抱怨，谁都插得上嘴，但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我主张还是务实一点，回到朴素的立场，多一些调查研究，看到底社会上多数人首先要求从语文课学习中得到什么，这个定位清楚了，再来讨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目前课改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我提出不应当把新课程理解为就是加大人文性，弱化工具性，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不能背离。中学语文肯定要改革，但步子稳一些为好，要考虑国情，考虑大多数学生的需要，不能只盯着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应当更多的关注多数学校包括农村一般中学的教学资源和条件。这些观点也许显得有些“守成”，但本意还是支持教学改革，希望有比较务实的姿态，改革毕竟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和过程。

集子的第二部分是有关文学教育的篇扎，包括一些记者访谈、总结和发言之类，按现下学术评价惯例看，有些可能又是不能填表“入围”的，但我还想收在这里。其中所论及的，许多至今仍然是现实的课题，我想大家都会关心。比如市场化潮流冲击下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学科的命运问题，中文系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问题，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问题，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问题，大学的文学教育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人文教育问题，以及经典阅读问题，等等。

这几年我的部分精力还用在提倡大学的通识教育上。从2002年开始，由我

发起，联合了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近百名著名专家，协作编写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名家通识讲座书系》，通称“十五讲系列”。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是目前为止我国同类普及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者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我在主持和参与这套丛书过程中不但学到许多知识，也逐步深入思考和探讨素质教育的课题。现在都在强调素质教育，可是成效不一定很好，什么都想搭上“素质教育”的“大船”，所谓素质教育也就虚化与淡化了。其实，我理解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接触人类高雅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接触经典，从而得到健全的人格熏陶，使精神充实。而通识教育是达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经，在拓展与完善知识结构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发挥各自的学习兴趣与创新潜能，同时也就得到高品味的精神熏陶。收在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些文章就想和读者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部分还有几篇文章注意到当前社会变革形势下的人文学者的状态。我认为目前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是逐渐减弱了。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在体制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与定位，或者是满足于表达出批判立场，至于这种批判的实际后果如何，有没有“可操作性”，是否脱离实际，那是不管的，而且富于建设性的批判较少。这样的批判“说了也白说”，往往如一箭之入大海，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些人就自我解嘲说起到“观照”作用了，似乎“使命”也就完成了。另外，我们有些人文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不高，他们的学术理想和生活追求可能是分裂的。从精神层面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异常艰难的时刻，表面上思想自由多了，多元化了，但也被相对主义搅乱了基本的信仰与标准。我在本书一些文章中提出，儒家思想是否可最终为我们现代社会提供一个有力的信仰系统，这很值得怀疑。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抱负太大，总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实际的情况恰恰是我们对于现状很无奈。如果知识分子太不了解社会，和社会脱节，他们充其量也就只是在报刊传媒上发表某些批评，很难有什么切实的建设性的意见能真正为社会接受。

从1995年起我受命主持北大中文系的工作，至今有十多年了。北大中文系的学术风气自由而严谨，是一个大气而又和气的系，在这里工作自然会有一种难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当然，也会有一些难于言说的甘苦。无论如何，这些感觉的一部分已经形诸文字了。收在集子中的一些谈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文章，包括一些总结和发言，都不是一般的应景文章，其中有从实际工作中获取的感受，也有些是不无现实的针对性的意见。我多处强调 “守正创新”，并把它作为北大中文系教学和研究的基调。在当今社会大的变革情势下，我觉得不只是北大，其他许多大学中文系都有自己的“文脉”，有自己好的传统，因此也就有如何“守正”的问题。现在讲“创新”比较多，但“创新”不能离开自己的“根”，只有做到既保持和发挥自己的学术传统优势，同时又适应社会需求，在学术和教育上才能不断有所推进。

本书的第三、四两部分较多论及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专业性较强，但和文学教育仍然有些关系。其中多篇是我为一些书所写的序言，另外则是散发在各类报刊上的短论和札记。这些文章中我谈得较多的是文学教育中的审美能力培养，以及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冲击问题。我承认这些年文化研究给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活力，但成为一“热”之后，也有负面的东西出来了，作为文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可能与文学不相干了。对此我提出要警惕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文化研究在哪些环节能够融入文学研究，真正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催化剂，需要谨慎的斟酌试验。

本书大都是短扎，唯独一篇《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是我在最近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我曾犹疑这样长的文章是否要收到这个集子中，但最终还是放进去了。文中提出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缘化”与“汉学心态”，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泛文化”研究的缺失，以及“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问题，等等，都是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比较突出，而又关系学科发展的问题。我认为现代文学面对学科边界极大扩张以及理论方法的泛化，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有必要做做“瘦身运动”。学术界对此还没有充分展开过讨论，有的虽然有一些议论，但也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甚至连“焦点”也没有找到。肯定也有不少学界同仁对我的质疑不以为然。但我想大家还是有共同点，那就是承认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存在困扰，我们这里也主要是从学科困扰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希望能够引发大家更深入的探讨。

最近五、六年我先后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等几种专著，又连续出版了《文学课堂》和《文学史的视野》两本论文集，《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是又一个集子，内容比前两个集子要驳杂一些，但和我这些年实际工作的联系也密切一些。倘读者从中能引发某些思考，那就是我所企盼的幸事。我不病荒陋，检寻这些文字汇集流布，也是有些私心的，因为这于我总有某种留念的意味，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已经融会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