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一）

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今天这个会，最没有发言权的是我，因为我对西部农村教育了解得很少，与农村教师更是几乎没有接触。但是，我又确实是非常愿意来参加这次论坛，我经常接到各种邀请，讲学或者开会，我都尽可能地推掉了，但这样的会，我却一定要参加，可以说是“招之即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爱管闲事的人。我的正业是当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但这些年我却在关心中小学教育，管了许多闲事，惹了许多麻烦，也让许多人讨厌，他们总想把我赶出中小学教育界，我却偏偏不肯走，就是“挥之不去”。也有些好心的朋友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非教育专业的大学教授要如此固执地管中、小学教育的闲事？我总是对他们讲两条理由。一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与判断：中国的问题可以讲出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的人心出了问题，人心的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在中、小学教育。而教育的问题又不是突击抓一下就能立竿见影的，它需要及早地抓，持续地下工夫，是需要长时段的努力才能见效的。在我看来，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制约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危机感，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参与，对解决危机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我仍然要发出一个声音，还是五四前辈早已呼唤过的：“救救孩子！”——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并没有走出自己的现代文学专业：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践鲁迅所提出的历史命题。

我在许多场合还说了这样一条理由：一个人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把什么事都看透了，但是，对我来说，却有一个东西不能看透，更准确地说，是不敢看透，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连对孩子的教育都绝望了，放弃了，那么，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想否认，自己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是出于这样的自我心理的危机感，这是一次自觉的“反抗绝望”的挣扎与努力。坦白地说，我是在对大学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教育感到极度失望以后，到中、小学来寻求我的教育乌托邦的——明知还会遭遇失望，但仍不放弃寻求。

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与参与，是有一个过程的。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关注教育理念的问题：在对应试教育的理念提出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在这一过程中聚合了一批朋友，编写《新语文读本》等课外读物，以体现我们的教育理想，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一些新的理念与模式，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用我的话来说，这还只是“门外谈”。从去年开始，我又走进了课堂，进行了“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实验：先是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又在北京大学附中与北师大实验中学开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从1999年开始介入到现在，六年的时间我其实就做了这两件事，但却遇到了空前的难以想象的阻力，一次又一次地被驱赶，封杀，冷落，我都挺住了。难以排解的是内心的寂寞与自省。对中、小学教育有了实际接触以后，才知道自己对中、小学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认识不够估计不足的，应试教育的铁的逻辑（其背后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铁的逻辑）对学校的校长、教师，更是对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几乎是无可抗拒的，构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密织的网，我所追求的理想教育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更随时有变质、变形的危险，陷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尴尬。

而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把《新语文读本》的读者定位为“理想教师”与“理想学生”，以满足学生进一步提高语文水平的需求为目标，这固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思想启蒙与开拓语文教育的新思路、新境界的意义，但它的精英教育的印记仍是非常明显的，至少说它是面对少数学生的。当然，在编写过程中，我也明确地提出了“我的一个梦想”，即希望能够为农村的孩子编一本读本，集中编选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写的最好的作品，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应该有接受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的权利。后来我真的编选了一本《新语文读本》的“农村版”，很用了一番心事，但仍然传不到农村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我的立意太高，多少有些脱离农村教育的实际。

于是，我又进一步反省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关注中、小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实际是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广大的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这恰恰正是问题所在。刚才许多老师都说新课程标准自己很难适应，其实这是暴露了标准本身的问题：它更适用于城市的重点中学，而没有考虑农村教育的实际。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城市的教育，关注那里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不应该做“锦上添花”的事，而应该“雪中送炭”，把注意力转移到极需关注、而又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农村教育上去。因此，在今年七月初，结束了在北大附中与北师大实验中学的上课以后，我就把自己对教育的介入转向了农村教育。——这当然也不是突发的转变：去年下半年我参加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举办的“北京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并在大学生中做《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的报告时就已经孕育了这样的重点转移。

应该说这样的转移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人在北京，年纪也老了，到农村去都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我决定找几个点，主要工作由年轻人做，我来充当“吹鼓手”。而要当好“吹鼓手”，首先要当“学生”，从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开始。因此，在来这里之前，我去了贵州——那是我的根据地，大学毕业以后在那里当了十八年的中专语文教师，这回就是到我当年任教的安顺，参加那里的地方文化研讨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乡村教育，了解了一些情况，思考了一些问题。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在贵州的一个发言的内容。我这次来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组织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也是想以“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所做的乡村教育实验作为一个点。但我主要是来“听”的，而不是来“讲”的。如前面所说，我现在的角色正处在转变过程中：从大学教授转向关注中、小学教育，从关注城市教育转向农村教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实实在在需要重新学习，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实情。

我到这里来，与诸位见面，就是一个新的学习，新的思考，新的追寻的开始。——我从北京走到大西北的兰州，实在不容易。这背后有一个漫长的追寻过程，一段复杂的心理历程。